《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对有重大环境影响的决策开展环境影响论证。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政策环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作为政策事前评估的重要内容，政策环评亟须在“十四五”时期加强探索并做好顶层设计。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尚无规范的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目前相关工作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阶段。 在理论研究方面，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自2014年起依托“重大经济政策环境评价”项目，对国外政策环评实践进行了梳理，并借鉴世界银行经验提出了“预警+保障”的政策环评框架，编制了《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国内一些研究人员也对政策环评的概念、程序、原则、指标体系、方法等开展过探索，但总体而言系统性不强。 在实践方面，一些单位迄今已开展了十余个案例研究，评价对象包括新能源政策、钢铁行业转型政策、城镇化政策、农业政策、新能源汽车政策、物流行业政策等。然而，以上评价对象均为已出台的政策，并且绝大多数是某一政策集合或政策方向，因此尚未实质性发挥源头预防作用。 总体来看，我国政策环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对其推广和效用存在比较大制约。 一是法律地位尚不明确。2003年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仅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会造成的环境影响做多元化的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不包括政策。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但并未对形式和内容提出要求。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虽然明确要求对决策事项涉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做多元化的分析预测，但也没有对工作形式提出要求。此外，对于什么样的政策需要开展政策环评、政策环评是单独开展还是纳入政策评估一道开展、评估质量如何保证等制度建设关键问题，现有法规也未做出规定。 二是技术体系尚不完善。与规划和建设项目相比，一般来说政策的影响区域更大、影响对象更多、影响的不确定性更强，并且政策往往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政策环评需要有一套自身的理论方法体系。然而，迄今我国虽然也开展过一些相关研究，但大多分布在在概念、原则、程序等方面，很少涉及技术方法。2020年颁布的《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只给出了一些环境影响识别方法，并未包含预测方法。尽管过去的案例研究也使用了一些定量方法，但绝大多数不是评价某一正在制定的政策，因此其适用性有待检验。总体而言，我国迄今尚未对政策环评适用办法来进行过系统梳理和研究，技术体系尚不完善。 三是实践探索依然较少。我国过去的政策环评探索很少针对某一具体政策，并且主要是事中和事后评估，迄今未发现在决策早期阶段介入的案例。因此，过去的实践尽管对我国政策环评工作推进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作用十分有限。一是对已发布政策开展评估，缺乏与政策制定部门的互动，没有起到源头预防作用；二是大多分布在在产业政策、城镇化政策等宏观领域，没有聚焦《环境保护法》着重关注的具体经济、技术类政策；三是基本采用了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工作模式，没有与我国复杂的决策体系和具体决策需求结合起来；四是没有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没有体现政策环评的政治属性。 一是夯实政策环评的法律基础。要推进政策环评工作全方面开展，真正发挥源头预防作用，首先必须夯实其法律基础。建议修订《环境保护法》时，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管理暂行条例》的最新要求纳入，并在内容上与其协调；在修订《环境影响评价法》时，把可能对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纳入评价范围，并提出程序性要求。制定政策环评细则，对政策环评的对象、形式、审查等具体操作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从远期来看还应推动将政策环评纳入《立法法》及各类政策制定程序条例，从根本上提高政策环评的法律地位。 二是加强政策环评技术方法研究。2020年发布的《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技术指南（试行）》为政策环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框架指导，下阶段应重点加强技术方法研究，力求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环评理论方法体系。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和推荐算法，提高政策环评工作的效率。针对很复杂的评估方法应开发决策支持系统，如成本—收益分析、人群健康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价等。探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政策环评中的运用。近年来国外政策环评实践对定量评估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也急需加强有关技术方法研究。 三是开展政策环评试点探索。随着我们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推进，以及政策环评法规基础不断夯实，亟须推进此项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其中，广泛开展试点探索非常必要。通过试点工作，不但可以对具体政策的优化起到实质性作用，还能够积累经验，争取社会支持，为今后广泛开展奠定基础。在试点工作中，要发挥政府部门的积极性，鼓励政策制定部门主动选取典型政策开展试点。发挥好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在试点工作中的组织作用和业务指导作用，也要充分的发挥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的作用，同时引导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热情参加，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政策环评的良好氛围。 四是建立政策环评实施机制。要推动政策环评从理论走向实践，并最终成为综合决策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必须建立明确可行的组织实施机制。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筛选机制，用以判断哪些具体政策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将其纳入政策制定程序，成为政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明确政策制定部门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管理部门的职责，建立公众、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利益群体的参与机制，还要明确政策环评是单独开展还是作为政策评估中的专题评估来开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工作质量，还要建立针对成果报告的质量审查机制。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