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平均死亡的4900万人中，四分之三是由于环境恶化所致。专家说，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内雌激素、白色污染、光化学烟雾、放射性污染等新老环境问题正威胁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身心健康。为此，中国农工中央12月6日主办的“首届中国
生态健康论坛”倡议：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一场由政府引导、科技催化、企业运作、民众参与、舆论烘托的健身健心、保护自然环境、改善天人关系的全民生态健康运动，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普及生态健康的科学理念和保健方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唤起社会各阶层对生态安全的危机感、警觉性、认识能力和责任心，加大社会资源对生态健康的投入力度。此文摘自张建中的大会论文。
由于多重耐药等原因许多老的传染病重新抬头，同时已有40多种新发现传染病不断出现。目前我国每年急性疾病发病数约为240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1.3亿人，现有乙肝病人1300万人；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超过100万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约450万人，居世界第二。许多对我国人群健康危害严重的慢性疾病的传染性病因问题也慢慢变得明确，如对占我国肿瘤死因构成近四分之一的胃癌的防治更注重对其重要感染病因――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防治、对群体肝癌的防治更注重通过乙肝疫苗的使用降低乙型肝炎的感染率来实现。SARS的出现和禽流感疫情，以及鼠疫和血吸虫病疫情反弹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传染病已成为中国生态健康领域的重要问题。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生态健康问题对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凡是能够影响到传染病发生的三个基本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因素均可影响到传染病的流行过程。我国的开放度慢慢的升高，传染源的转移和传播途径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当人们到传染源存在的地区旅游、捕获野生动物、森林砍伐、野外探险与地质考察等都可提供与更多传染源的接触机会。随国家重大战略计划如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计划的实施，伴随大量移民和人员流动所呈现的易感人群问题更加突出。
由于生态平衡不断被打破，许多野生动物失去了原有的栖息场所，人类与其接触机会骤然增加，许多潜在的共患病原体感染人类的机会增加；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像海上养殖这样的人类活动导致了病毒和寄生虫的大规模蔓延，如果疾病持续爆发，并因而继续导致海洋生物大批死亡，在未来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将面临可怕后果的同时，对人类的健康构成的威胁也不容忽视。
动物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类物质，所造成的污染后果之一为环境中的微生物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病原菌极易产生耐药病被选择出来，耐药菌株出现的原因已不单单是临床不够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后果。人类正在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具有多重耐药特征的病原体正在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通过对近年来各种传染病疫情处理的反思，感到我国缺乏的不只是设备、技术和专业的公共卫生和医护人员队伍，群众对传染病常识的了解、对防治方法的了解的不足程度更是让人感到吃惊，正是这些体现国民素质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传染病的群防效果；与此同时，国家在传染病预警预测策略上的重视与高速，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今后传染病的防治效果。实践证明，进行预警预测在传染病防治中拥有非常良好的卫生经济学指标，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对多种传染病的有效预警预测，往往是疾病控制管理系统充当消防队员的角色。上世纪80年代由于腹泻性传染病受到重视，主要启动以夏秋季腹泻门诊为特征的检测系统，随着近年来SARS及禽流感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预警热点向呼吸系统转移的趋势。预警预测能力很难在将来发挥出应有的实效性。
一方面资源有限，一方面低效投入和浪费严重。完全尊重科学在很多场合很难做到。卫生经济学问题在预警预测体系建立、方案制订、方法选择、结果分析和决策程序等多个角度均相当明显。
其实中国在多个领域的成果都很显著，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资源，但协作和协同能力很差。如中国已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建立了中国生态与环境动态监测网络建设，有较为完整的航天、航空遥感数据接收、处理和分析系统及相应的数据库等，遗憾的是，在传染病预警预测领域，共享使用资源的难度仍很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都纷纷建立国家、区域，甚至全球尺度的生态、环境观测和研究网络。比如，美国的“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英国的“环境变化研究网络”、联合国环境署在全世界内建立的“全球环境监视测定系统”等。这些系统在将来的传染病预警预测特别是在与气候、植被、媒介相关的传染病预警预测方面具备极其重大价值，我国均较少参与。
健康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各种自然、社会与经济因素和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健康指人与环境关系的健康，生态健康包括人体和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生态健康，不一样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物质能量代谢过程的健康，以及区域自然和人文生态服务功能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