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群众新期待、生态文明建设新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新的理论境界、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就生态文明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内涵、本质特征、演变规律、发展动力和历史使命等的崭新科学论断，以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话语体系，全面、系统、深刻回答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人类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共同财富。不论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还没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以生态文明科学扬弃工业文明下的伦理价值认知、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习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从哲学社会科学视角，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学习和梳理习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及其科学论断，深刻把握科学论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理论品质，对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丽中国梦，共建人类一个生态家园，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习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文明史，归根结底，是一部人与自然、生态与文明的关系史。马克思指出，我们仅知道的一门历史科学，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文明就能兴盛；反之，人类将遭受到自然的惩罚、报复，其文明就要衰落。早在14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其著作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作为西亚最早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居民为了耕地而毁灭了森林，渐为沙尘所掩埋，而成为不毛之地，自此文明不复。历史的教训令人十分痛心。当今时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问题十分普遍，系统性、区域性、全球性生态危机十分突出。就我国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三十多年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一下子集中显现，不仅生态环境中的历史欠账难以归还，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在某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了井喷式的暴发。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社会对环境治理的畏难情绪增加。如果不从现在立即行动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恐怕要让我们沉痛思考中华文明要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所昭示的生态与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对中华文明悠久灿烂历史文明负责、对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负责、对人类文明整体进步负责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全球性态度，以壮士断腕的历史性勇气，花更大的气力，坚决同环境污染作斗争，坚决贯彻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决在更高水平积极建设生态文明。

　　习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本身与历史长河同在。一切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相互独立，各有千秋、争奇斗艳，又紧密相连，以其交织性、竞合性和转化性，由低级走向高级，以波浪式、螺旋式发展形态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极其有限，相反，在某一些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祖先“明于天人之分”的进化艰难。我国古代“有巢氏”、“遂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等的传说，既反映了古人原始的生存智慧，也凸显了人类在原始自然ECO下的渺小。农业文明时代，尽管由于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造、适应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但由于其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仍然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又维系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特别需要指出，我国漫长的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封建时代，固然也存在老祖宗基于自然开发能力有限而使生态平衡状态持续久存的问题，但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众生平等的儒释道之核心精神，却本身极大地促进了中华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平衡，其生态治理的智慧和手段，举世称道。如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唯一留存至今、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大水利工程。近300多年来，工业文明在它人定胜天价值观指导下，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整个工业文明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其战天斗地、创造和超越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全部物质财富总和的能耐令人叹服；然而，其所形成的无以复加、积重难返、难以为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亦令人生畏、生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要求重新审视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以促进工业文明传统产业体系、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消费理念等等的全面生态化、绿色化转型为路径，构建公平、正义、绿色、生态、和谐的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模式。习关于生态文明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表明生态文明本身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更大完善、发展水平的更高阶段，也必然是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选择。当今时代，积极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回到原始文明朴素的原生态状态，也不是要回到农业文明时代有限的生态平衡状态，而是要在遵从和把握人类文明一定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状态的历史趋势中，以绿色化、生态化思维，积极建设超越工业文明状态的人类崭新的文明新形态，主动迎接并热情拥抱一个生态文明社会的到来。

　　习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按其主体性质的不同，可大致分为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过份强调人类自我改造自然及至征服自然的能力，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自然生产力的力量。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十分重视的研究对象。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不能离开自然富源资源这个基本生产力。所谓自然富源资源，一是作为基本生活资源的水、土壤和空气等；二是作为基本劳动资源的森林、煤炭和贵金属等。他们既是一切生产工具、一切劳动资源的第一源泉，还是作为劳动者人的生命力、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第一源泉，而且“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的意义。”现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日新月异，绿色技术、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继迸发，越来越成为反映一国核心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性因素甚至是制约性因素，也必然成为反映一国、一个民族综合国力大小、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的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在实践中，更多突出了作为劳动者本身改造社会、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一面，而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致使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今天所饱尝的一切基于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恶果、苦果，就是“自然界对咱们进行（的）报复。”在21世纪的后工业化时代，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成为时代潮流，习关于保护生产环境与保护生产力这一关系范畴的这个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主体地位，既以其鲜活的语言和深刻论断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自然富源资源是自然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观，又把整个自然ECO纳入整个生产力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观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当然也是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习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科学论断，就是已经在全社会形成普遍共识的著名的“两山论”。科学认识两山论，不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审视。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两山论”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变迁。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生态环境是一个外在要素，在此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少会顾及到自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抱守“绿水青山”奋力争取“金山银山”。甚至可以说，对“金山银山”的获取力，亦体现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能耐；在工业文明阶段，紧盯“金山银山”却不顾“绿水青山”，及至丢弃“绿水青山”，只讲一味索取、不讲反哺自然，最终造成对大自然母亲的无情伤害和对整个自然ECO的破坏；当代中国全面引领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望开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文明新纪元，把发展的视角转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常态。它既强调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又以世界产业革命发展的大势，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和广泛应用。第二，从现实维度看，“两山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基本要义。一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重心在“金山银山”。发展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不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二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重心在“绿水青山”。社会GDP总量很大，我们正常的生活的外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也更为便利化，可是连基本的呼气、喝水和饮食安全都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再多的物质财富、再丰富的物质条件又有什么用?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心在统筹。文明的主体是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为了固守原生态的绿水青山，而要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个ECO，使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统筹发展，使作为抽象范畴的“绿水青山”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绿色发展、绿色变革的最大推动力。

　　习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从哲学视角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简言之，自然既是我们的生身父母，也是我们的最终归宿。但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随着现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对宇宙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越来越把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越来越习惯太多的、无休止的、甚至是肆无忌惮和贪婪的索取，完全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E. F. Schumacher)曾指出：“ 出现这么惊人、这么根深蒂固的错误,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中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哲学上（且不说在宗教上）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习“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形象、生动地表明人直接来源于自然、人直接内化为自然ECO这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最直接、最形象的新表述、新概括和新发展，它以非常清晰明了的科学论断，向世人阐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都是命运攸关的生命共同体。嚷嚷了近百年的“人类中心主义”，抑或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泛人类主义”，或者是“泛生态主义”，都没这个科学论断来得直接和明了。脱离了人谈ECO、脱离了生态系统来谈人，都不具有本体论、实践论和生态论的任何意义。

　　习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也是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既是生态襁褓，更是民生福祉。现时代，人民群众对有形和无形生态产品的需求空前强烈，对其环境权益维护的诉求很强烈。可以说，生态产品的短缺、良好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基本公共生态服务的缺失，在某一些程度上，冲抵了人民群众基于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带来的幸福感。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切呼唤清新的而非雾霾大面积肆虐的空气、干净的而非重金属超标的水源、放心的而非农药残留过多的食品，等等，这都成为老百姓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基本诉求和心中标尺。因而，从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厚实民生之基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显然是重大民生工程的不到位，也必然反映为民心向背。恰如习所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习关于生态与公共产品、生态与民生关系范畴的科学论断，是对良好生态产品公共民生属性的揭示，深化和拓展了民生概念的新内涵。我们要从良好生态环境是事关重大公共服务、重要民生福祉的战略高度，坚决摈弃唯 GDP论英雄的狭隘政绩观、狭隘民生观，把加快重大自然ECO工程的全面修复作为履行生态文明建设职责、提升公共治理水平、呵护最普惠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不断为人民群众创造天蓝、水清、地绿的宜居生活环境。

　　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习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儿女最大的憧憬。深刻理解习关于生态文明与中国梦这一关系范畴及其科学论断，可以从三个基本逻辑层次展开。一是中国梦强调对华夏5000年悠久文明的历史传承，这启示我们要更看重中华传统文明的生态智慧。《易经》的“天地人和”、“元亨利贞，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家的“道法自然”、“道常无为”，佛家的“众生平等”、“大慈大悲”，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华民族先贤崇尚自然的精神风骨、包罗万生的广阔胸怀，也彰显出经儒释道各家共同作用推动下中华民族独特、系统和完整的生态文化体系，成为中华传统生态文明领先世界的人文基础。“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淮南子》），在生态环境问题以区域性、全球性趋势蔓延的今天，在世界各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落实《巴黎协定》，实施面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今天，中华传统生态文明的生态智慧，有望为人类一个地球家园、一个生态系统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存续贡献古老东方智慧。二是中国梦特别强调近代170多年来中华民族从饱受外族入侵到获得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这种理念要求我们深切感受因饱受屈辱、久经战乱、满目疮痍、山河破碎而导致的中华传统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断裂，在某一些程度上要求我们面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艰难性、往复性和持久性时，保持必要的淡定和理性，以建设性、发展性和前瞻性眼光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特别是胸怀“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生态公民观，少牢骚、多实干。三是中国梦强调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和继往开来，主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气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在不远的2020年，能够出率先交出“美丽中国”的基本画卷。总而言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是美丽中国梦。这是我们获得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动力。

　　习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环境伦理是人们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的道德观、伦理观。我国古代思想家，依据整体论自然观，关注宇宙、关注生命、关注人生，创立了以“生”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环境伦理学。它有着丰富深刻的关于人与生命、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它之高度的包容性、稳定性和继承性，直到今日，仍然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现时代，中国建设和引领面向世界的生态文明新模式，理应具有自己的环境伦理模式和深入大众的环境伦理话语体系。从现实情况看，在现代公民社会和倡导法治社会的时代，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体制机制、法律制度的声音要更多一些、也更强制和偏硬了一些。从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这个认识出发，倡导环境伦理，显然要求我们以更高的道德关怀和人性力量，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又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化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生命体器官之间的相互依存、互为热爱的关系。事实上，人损害自然、破坏环境，既是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必然对他人的生存环境、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观，人道主义的发挥是一项极其崇高的历史使命。习关于生命与生态关系范畴的科学论断，是人类生态道德境界的提升、进步、完善和成熟的表现，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态文明建设伦理观，表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环境问题的道德态度，它也促使我们感到这样一个世界就是与我们的天然感受性相符的生态家园。

　　习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绿色化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四化同步”战略以后确立的新的发展的策略，并由此一并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五化协同”战略。习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绿色化。从实践层面看，绿色化是对作为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重要组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治国理念的具体化、可操作化。换言之，绿色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方法和手段，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来看，融入的过程就是“融化”。因而，习关于绿色化与新四化关系范畴的科学论断，既是方法论，又是大势观。我们要把绿色化内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和重要抓手，以全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为引领，以实质创新、应用和推广一批绿色核心技术为突破口，以全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为产业形态，全面构筑现代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体系。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在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也首次被纳入会议议程，成为中国对G20又一独献。因而，绿色化将使绿色产品、绿色金融和绿色消费成为生态服务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绿色化亦将成为新常态，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绿色产业基础，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的最终到来。

　　习指出：“必须从全球视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治理机制，始终是习持续思考、探索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重大生态理念。他不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G20杭州峰会上，习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另一方面，从世界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看，以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为核心新一轮产业革命、经济革命正席卷全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制订自己国家的绿色发展规划，期望在世界绿色发展浪潮中赢得先机、抢占主动，取得绿色发展话语权。我们要以习“必须从全球视野快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论断为遵循，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博大性，着力统筹国际和国内、世界和民族、全球和区域两个大局，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共同引领文明互容、互鉴和互通，从合作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进程中，加强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科技、产业和能源技术革命中的合作中，热情参加全球环境治理，为中国生态文明走向世界打开绿色通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原文发表于《东岳论丛》2017年第9期。）